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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先秦诸子散文

作者: 王芳  来源: 兖州市第二十中学    日期:2020-05-24 07:02

  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农。)。他们是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地位虽低,却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材。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志林?论养士》)。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士这个阶层最为活跃。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先后以学者或政论家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的。他们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诸子散文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诸子包括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据《汉书?艺文志》,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墨、道、法家的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第一节 论语 孟子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把奴隶主阶级垄断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教人则循循善诱,重在启发,举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为了行“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例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同上)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故遭到孟子强烈反对。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长沙理工大学网络教学平台,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他的“兼爱”和“非攻”的主张,在“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之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过他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统治阶级“兼爱”人民,是不可能的。书中《七患》、《辞过》、《节用》等篇指出天下乱源在于统治阶级“单(殚)财劳力,奢侈无度”,深刻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这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从攘人犬豕鸡豚说到攻国,都是亏人自利的事。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虽语言质而不华,却极为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
  《孟子》是记孟子言行的书。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宣王很尊礼他,但亦终不见用。于是归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别有《外书》四篇,久佚不传。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他主张恢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实际是要实行一夫授田百亩的小农经济。这些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就随时启发他们去爱人民、争取人民。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言论和主张也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制造借口。这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设机巧,引人入觳,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紧接“王请度之”。但不待齐王回答,即又进而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这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其次是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晋人有冯妇者”章(《尽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叠互的,如“礼与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长(《公孙丑》上)、齐人乞墦(《离娄》下)。现举后者为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口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食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
  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全部内容包括五段情节:一、齐人对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怀疑和妻妾的商议;三、妻子的追踪和真相的发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骂;五、“良人”无耻的得意的丑相。故事的每一情节,特别是后三段,描绘得异常生动。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用来讽刺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们,那个齐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明人所撰的《东郭记》传奇和清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写出的封建时代官场的现形记。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节 庄子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即老聃,他的《道德经》五千言是简括而有韵的理论文(自汉朝以后,通行的《老子》各种版本,都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故又称《老子》为《道德经》。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甲、乙两种《老子》帛书,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和《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解说《老子》的文章,都是先《德》经而后《道》经相合。可见帛书《老子》的经文顺序,比较符合《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而且会互相转化;所以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朴素的辩证观点。他也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因而痛斥残酷的剥削者为“盗夸”。更认识到人民在英勇斗争中的力量和牺牲精神,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他的政治思想却是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反映了一部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可奈何的消极幻想。庄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面。
  庄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平事迹不详。《庄子?秋水》篇载楚王使人聘庄子,庄子不应。《史记》以为楚威王。事虽未必可信,但就此与《列御寇》篇所载同样的事合看,可见庄子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也符合庄子敝屣富贵、淡薄利禄的隐士思想。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从来讲《庄子》的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作的,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的门徒或后学作的,故文章风格亦有所不同。这看法是相当正确的。
  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来,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既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走隐居遗世的道路,一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他认为“物不胜天”(《大宗师》),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他是一个悲观绝望的厌世主义者,觉得“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所以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有时还设想髑髅也不愿复活(《至乐》)。因此,庄子的处世态度就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他好像非常胆怯、害怕,常说“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他看见山木以不材免伐,雌雁以不鸣见杀,就想到自己“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一个没落阶级的思想观点。不过庄子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庄子》书中常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论,例如《人间世》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在宥》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胠箧》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按:原文本作“存焉”,此从王引之说改。此四句“诛”、“侯”为韵,“门’”、“存”为韵。)认为圣知仁义只是供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见解。但他由此得出抛弃一切的虚无主义的结论,却又十分错误。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这首先是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想象奇幻,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内篇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允符》、《大宗师》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个或六七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的。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问答方式来表现的。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为生动,如《逍遥游》中的许由敝屣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齐物论》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养生主》庖丁的形象,《人间世》楚狂接舆的形象等等,《庄子》书中如此之类不可胜数。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当然是庄子自己头脑中幻想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这个人据说是“大浸稽天而不弱,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他的尘垢秕糠都可以铸造出尧舜来的,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撒谎,而不肯相信了。
  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所以在庄子笔下,集美大学诚毅学院,蝉和斑鸠、小雀都会说话,虾蟆、甲鱼也会说话,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也会说话,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讲道理。这比其他诸子和《战国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这又是庄子散文浪漫主义作风的一个方面。
  《庄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譬喻。本来战国时代的文章,一般都有这种特点,而《庄子》则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纳譬喻。它不但譬喻多,而且运用灵活,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突出的。例如《逍遥游》将要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先从大鹏说起。他认为那么大的鸟,要想从北海飞到南海,非借大风之力不可,所以没有绝对自由。下文的野马、尘埃,也是要有风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荡。这对于野马、尘埃本身来说虽属正意,对于大鹏来说其实又是比喻。再后“天之苍苍”三句也是如此。人们在地面看不清天下的“正色”,华东师范大学公共数据库,正如高飞到九万里上空的大鹏看不清地面的东西一样。然后再接以下数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又是一比。而杯水芥舟数句则是比中之比。然后说到蜩与学鸠,说到旅行,说到朝菌、蟪蛄,说到冥灵、大椿,最后说到彭祖和众人,稍作停顿。黄河九曲,到此略一洄漩。然后“重言”以实之,再一次说明鲲鹏斥鴳所游虽有不同,而不能“无待”却是一样。以上层层推演,不见端倪,但只是指出许多事物的现象,并未点明正意。下文才从庸人的追求名位,转到宋荣子的“不累于俗”,列子的“御风而行”。然而庸人固微不足道,不过像蜩、鸠、斥鴳的自适其志而已;就是御风的列子,充其量亦超不过大鹏。“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还不能绝对自由。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能无所待而获得绝对自由,这才算“逍遥游”。全篇主旨到此轩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回顾以前,从开篇的鲲鹏说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为这些无非是借以衬托游于无穷的至人神人而已。至于下文鹪鹩、偃鼠、疱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随物赋形,犹其馀事。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对《庄子》来说,尤为恰当。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的性质本来就是作为譬喻之用的,如疱丁解牛喻养生之理,轮扁斲轮(《天道》)喻读书之法,痀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蜗角触蛮(《则阳》)喻诸侯的战争等。不管庄子或其后学者的主观如何,企图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观点,达到什么结论,而它们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义,语言也极为生动。
  庄子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有和谐的节奏感。例如《逍遥游》:
  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这和《德充符》末段惠庄二人问答一样,一倡一和,全用韵文。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似。而《德充符》一段更富于诗意,真可谓“天籁”之文。
  总之,《庄子》一书,特别是内篇,有时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理论文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

  第三节 荀子 韩非子
  荀子(前330?-前230?),名况,又称荀卿,赵人,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齐威、宣时,游学稷下。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前后三居列大夫之位。后至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废,遂家于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今《荀子》有三十二篇。
  战国晚期,儒墨两大学派内部分化,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荀卿之儒与孟轲之儒在思想上是有许多显著不同的。如荀子的政治主张与孟子有同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力,法后王,与孟子异。他主张“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反之,亦可归之卿相士大夫。(以上见《王制篇》)他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见《正论篇》)全从人民的向背看问题,这提法也比孟子的议论进了一步。这些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他的《天论》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有唯物主义观点,代表荀子思想最进步的一面。
  荀子学问博通,对过去学者多所批评,如《非十二子》、《解蔽》、《正名》等篇。他生于战国纵横之世,长于论辩,故其文多长篇大论,必发挥尽致、畅所欲言而后已。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如《议兵篇》分析透辟,论断精确,是一篇出色的军事学论文。《劝学篇》比喻层出不穷,前半篇几乎全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排偶句法,也是荀子散文的特点。又有《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篇末附《佹诗》二首。《汉书?艺文志》载他的赋十篇,这五篇是否在内,不得而知。这些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形式,很像谜语,乃战国“隐书”一体。还有《成相》一篇,亦是韵文。以六句为一章,头二句三言,第三句七言,第四、五句四言,第六句三言。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侲侲!”这与《赋篇》都是采用民歌的形式。
  韩非(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诸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非见韩国削弱,屡谏不用,乃著书十馀万言。秦王(秦始皇)见其书,恨不得与之同游,因急攻韩。韩王遣非使秦,秦王留不用,后竟下狱死。《韩非子》有五十五篇,其中多有后人窜入的文章,不尽可信。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他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世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攻击儒墨不遗馀力,认为“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显学》)。又谓尧君其臣,舜臣其君,汤武弑其主,乃“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忠孝》)。与孟、荀之说相反。理由是因为尧舜禅让,放弃君权,汤武征诛,破坏君权。法家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所以提倡君权神圣,连尧舜汤武一起反对。自秦以后,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散文的特点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其篇幅长者如《五蠹》近七千言,这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分析能力最强,如《八奸》、《亡征》等篇,特别是《亡征》一篇,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其次是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以便说明问题,如《说林》上下、内外《储储说》等篇,尤为集中。《主道》、《扬权》二篇全部用韵,而后者多四言,颇似《道德经》和《易林》。

  第四节 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现实主义;接受后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他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徙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之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为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为“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