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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与方法:“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工作坊述要

作者: 王芳  来源: 兖州市第二十中学    日期:2019-12-20 03:16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掀起一场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国哲学界虽未彻底走出合法性的认同危机,但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出现了一些走向自觉与更新的契机。故此,2019年11月25至27日,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与本次工作坊相关的各个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和探索。

  一、如何看待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之内涵

  中国哲学未来的愿景如何,以及这种研究工作的展开需要怎样的方法论,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思考。

  罗传芳指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所要求的专业性,其本质特征包括:人的现代化和思维观念现代化的学术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具有严格的科学方法的思维方式,以及反思、开放的公共精神。因此,要推进中国哲学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转化,需要回归哲学的本质功能,就是爱智求真之精神以及注重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而这恰恰是中国哲学欠缺和需要补课的。高华平则指出未来视角包含于历史视角之中,并强调未来视角的中国哲学研究,将是一种历史视角、比较视角等多重视角融合的综合研究。而从是否足够“哲学”来看,陈少明关于“精神世界”的思考正是对未来应如何做中国哲学的有益尝试,他从“空间”的隐喻说起,指出我们对空间的理解可以分为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及精神空间。不同于前两者,精神空间不是思想对空间的直接反应,精神空间的规模由思想的创造能力来界定。但人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时间向度的介入,未来世界存在于精神世界中,人类的理性需要预见能力。精神世界有公私之分,如何拓展现代人的精神空间就成为未来做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面向未来的视野无疑触及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敏感处,即中国哲学的未来应如何处理长期困扰学界的“中西比较”问题。众所周知,包含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均是在近代西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以西释中”便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方法。但是,随着主体意识的增强,对这种方法的质疑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以西释中”?匡钊试图检讨“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中包含着三个“以西释中”的误解,其一是试图对哲学或中国哲学的讨论内容加以重新定义,其二是将对知识的追求置换为对价值信念的申明,其三为将古今问题转换为中西问题。而解决的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到规范与标准,即应重视由金岳霖等人奠定的中国哲学史的形式系统和逻辑分析的方式。任蜜林检视中国哲学在近四十年的检讨中不断“自我”觉醒的历程,这种“自我”觉醒隐含的诉求在于“开新”,即中国哲学进行当代的建构,如早期的新理学、新心学,当下的新仁学、仁学本体论、具体的形上学等等。这一自觉的过程仍在进行中,并将延伸到未来。王兴国则从中西方哲学的语言观的特色展望中国哲学在走向未来的进程,即一方面中国哲学需要自觉地进入哲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哲学,同时又要能自觉地走出哲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哲学,而不是撤出后便断绝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另一方面则需要回归于工夫实践的本体之根,以工夫实践的亲证体验来丰富和巩固哲学思想的理论系统。

  二 中国哲学要如何应对中国当下的生存处境与生活方式

  我们讲中国哲学要“面向未来”,不仅是基于其作为一门现代学术所要求的专业性,更是基于当下的生存与思想境遇。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是,在今天,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恰恰是对传统思想资源的解构,因此,我们说要做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时,必须首先考虑我们的工作是否能够面对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的巨大变化。陈立胜的《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一文梳理了儒家修身传统经历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以“君子”为修身目标的德行培育时代,到唐宋变革之际形成以“成圣”为工夫目标的心灵操练时代,再到清末民初之际以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为目标的“过渡时代”,在技术统治的今天,儒家修身传统则因技术的强势介入而面临“终结”的境地。要“使人类更人性化”,还是“不断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修身理论在未来必须回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