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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如何作文艺批评

作者: 刘芳  来源: 济宁教育信息网    日期:2022-09-20 16:15

关键词:恩格斯 文艺批评

1846年底至1847年初,恩格斯撰写并完成《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以下简称《诗歌》),这既是一篇彻底批判并清扫当时德国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害社会思潮的檄文,更是一篇十分精彩精当的文艺批评之作。认真回顾这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经典文献,精准把握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于当下作好文艺批评仍具有现实价值。

基于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

文艺批评首先要解决立场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其态度、取向、观点会有差别。在恩格斯看来,所谓超阶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诗歌》中,恩格斯基于这一立场果断揭开“真正的社会主义”宣扬所谓超阶级“人性论”的虚伪面纱。他抽丝剥茧地揭露了格律恩文中所指的“人”的行为特征:“人”在“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中彰显着“爱和平的和善于持家的天性”,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对于“人”而言,小市民生活的舒适感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畏惧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时,“人”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这样的“人”,不过是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德国小市民阶级而已。

恩格斯鞭辟入里地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表现为“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科学的认识,中国大学mooc,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恩格斯尖锐批判格律恩写《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想证明革命是无用的,无产阶级是无用的。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前夕,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要胡乱编造一套模糊阶级矛盾的理论主张来阻挠工人运动的顺利开展,其目的就是反对一切动摇他们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

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科学分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宣扬超阶级“人性论”背后的真实目的:从观念出发鼓吹超阶级的“人类之爱”,但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在现实中去实践。恩格斯后来在1885年11月26日给考茨基夫人的信中谈到:“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起到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恩格斯总结道,他们的文艺作品呈现出的与现实状况的感伤的“和解”,起到的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止血用的三包沸腾散”。正是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恩格斯在《诗歌》中第一次提出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的根本任务,这是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社会功能作出的科学结论。

基于唯物主义的文艺史观

基于不同的世界观进行文艺批评,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格律恩等“真正的社会主义”从人性论的唯心史观出发进行文艺批评不同,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开展文艺批评,这使其观点建基于科学的世界观之上。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体性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唯物史观。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是他们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系统论证的话,那么,第二卷则辑纳了他们运用这一新的科学原理系统批判当时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错误思潮的一系列文章。当时,已经进入自觉阶段的工人运动受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保守小资产阶级的误导而存在走向歧途的风险,尤以卡尔·格律恩在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中的鼓吹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恶劣。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对这一流派从哲学基础到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各方面的代表性观点进行逐一揭露。恩格斯的《诗歌》一文就是对这一流派散布在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中的荒谬政治观点的彻底批判。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来看,他原本兴致勃勃地打算将这篇文章补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但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出版上遇到困难,这篇文章只陆续发表在1847年9月、11月和12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

《诗歌》由《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两个部分组成,运用唯物主义的文艺史观深刻而细致地分析和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鼓吹唯心主义人性论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恩格斯将倍克诗歌的滑稽可笑分析得深刻透彻,指出诗人将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荒诞幻想披上了诗歌的外衣,而一旦这种幻想在现实中失落又发出幼稚的愤慨。例如,在《致路德希尔德家族》诗文中,倍克抱怨银行家不是良心善士,指责路德希尔德从来没有“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给你的一个温和的、给人幸福的使命”而忘记利己主义、欺诈和高利盘剥的手段并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时代向前迈进,转而却又发出了“啊,愿您能把黄金的天恩普照世人”的阿谀奉承,丝毫不敢动摇封建贵族的基础社会关系,只希望“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